我國商會組織的源起與演變

2016/11/7 10:17:26    瀏覽:     來源:北方法學     作者:肖海軍

一、“工商食官”與中國古代國家對工商業的控制
        與西方國家商會組織的源起相類似,我國商會也起源于行會。行會是商人、手工業者為了互相幫助,維護同行業的利益而建立的同業性組織。在中國古代,農業是本業,工商業特別是商業是末業,長期以來受到歷代統治者的管制和限制,除少數地區和時期有對工商業鼓勵之外,中國古代絕大多數時期官府在立法上對手工業和商業采取的是一種明令禁絕的態度。夏、商、周三代均實行“工商食官”的政策,自由工商業的發展十分有限,始終處于一種萌芽或地下狀態。早在夏代,政府就設立有專門管理工商業的官吏;至商代,工官直接掌握青銅器、陶器、紡織品之制造與生產;西周時期,工官負責“百工”的管理,“百工”為官營手工場的工匠,其地位與臣妾相類似。在商業上,“凡市人,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市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對于交易的商品則另有14條禁令,商品價格則由“賈師”定奪。先秦時期形成的“工商食官”政策作為一種制度慣例,對后世歷代封建王朝產生了重大影響。自秦以后,中央政府均設立專門的機構對工商業進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如秦代有工室等專門機構,并置工師(工官)、伍長(市官)等官吏以管理手工業和商業貿易,規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嗇夫、部佐謹禁御之,有不從令者有罪”。漢代則設立大農令(大司農)等機構,置均輸令、兩長丞(斡官長、鐵市長)等官吏以管理市場和酒、鹽、鐵等專賣事務。唐代對工商業的管理趨于制度化,設工部及少府監、軍器監、將作監以管理全國的手工業,設太府寺以掌管全國商業。至宋代,對民間工商貿易的管制與前代相比雖大為寬松,但宋代仍然設有鹽鐵司(管理鹽鐵專賣事務)、常平市易司等機構,推行“榷場貿易”、“市易法”等制度,對榷場、集市之外之民間、走私貿易進行禁止。元代有工部、將作院等機構對手工業進行專門管理,有都轉運鹽使司、鹽課提舉司、茶鹽轉運司、監榷茶場使司、榷茶都轉運司等機構管理鹽、茶、酒的專賣事務,設市舶提舉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明代沿襲元制,有市司(屬兵馬司)、市舶提舉司管理對內對外貿易,并通過匠戶、店歷、路引、審編鋪戶等制度,進一步加強了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控制、盤剝。清代則有牙行、公行等制度以加強對民間和對外貿易的直接管理與鉗制。    

二、古代商人組織:從市坊、商行制度到會館、公所制度  

1.分坊而居、以行為業的市坊、商行制度
        盡管民間手工業和商業被封建官府一再禁絕和抑制,但由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工的需要,為滿足統治階級奢侈性消費和民間日常生活、生產需求的手工業、商業還依然在緩慢地、時起時落地發展,像宋代曾一度出現過商品經濟短暫的繁榮。由社會分工演變而來的行會制度也得以出現。行會在中國可謂歷史悠久,“行”原為道路、隊列之意,《詩經·豳風·七月》之所謂“遵彼微行”,又漢樂府《雞鳴》之“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均為此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城市的手工業者或商人從事經營性活動往往以同業分市,居而為坊,至隋唐,逐漸形成了具一定規模并有固定經營場地的店肆制度,即所謂城分為坊、坊中設市、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日中為市的市坊制度。”手工業者或商人制造、加工或囤積貨物之地一般為工行或商行,故“行”后來泛指手工業者或商人從事經營性活動的場地和店所,或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營利性組織的通稱。宋朝的市肆中“行”已突破了隋唐的“市”、“坊”界限,同一行業已經分散至各處,并出現了早市與夜市,時都城汴京就有“大貨行”、“小貨行”達160多家,人行商戶有6400多戶。元、明時期商行制度已成定型,出現了所謂“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前清時期,商行制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與現代商會相類似的同業行會也得以產生。

2.同業居間的牙行、公行制度
        同業行會最為初級的形式為隋唐時期的同業分市、居而為坊之同行市坊制度,至宋代,出于商品交易的需要,產生了專門從事集市貿易中介、保證業務的牙人、保人、行人,其組織形式即為聚合集攏牙人并為買賣雙方說合議價、抽取傭金的牙行。牙行不僅具有同業公行的作用,同時也是直接從事交易或獲取傭金的營業性商行。在元代,已存在名目眾多的“諸色牙行”,如大都的“羊行”,各路的“買賣人口頭匹莊宅牙行”,瀕河地區的“船行”等。⒀明代有專門管理牙行、牙人的法規,如《大明律·戶律》中的《七市廛·把持行市》、《問刑條例·戶律》中的《七市廛·把持行市條例》等。清代最有特色的是外貿“公行”制度。“公行”本為從事外貿活動的商人組織,其主旨是避免洋商之間的相互競爭,壟斷對外貿易,但經清政府承認并授權,“公行”則成為外商與官府的中介,從而取得了對外貿易事務、外商代理甚至外貿交涉事務中介的壟斷權,此種制度又因世襲而成為世業,“公行”制度也成為排斥民間對外貿易、壟斷國家外貿事務的一種特權制度。牙行與公行制度由于本身只限于同業領域,且具有顯著的中介性質,自然與后來的行會組織不可等同。

3.地域性的會館、公所制度
        中國本土嚴格意義上的手工業、商業行會組織開始是以商人會館、公所的形式出現的,其中以會館最有代表性。會館最初為試館,是在京的同鄉專門為赴京會試的外地學子士人提供食宿的固定場所,如明永樂年間最早在北京成立的京師蕪湖會館即為此類。后來,各城市的外地人紛紛效仿,竟相建立各種同鄉會性質的會館,其創立的目的在于“以敦親睦之誼,以敘桑梓之樂,雖異地宛若同鄉”,商人會館作為一種外地商人的同鄉組織即為其中之一,著名的山陜商人、徽州商人、閩粵商人等均在北京、武漢、蘇州、廣州、上海等地設有會館。會館的作用有聯鄉誼、辦義舉、祀神、協調內部、合力競爭。如《潮惠會館二次遷建記碑》上所說的,“會館之建,非第春秋伏臘,為旅人聯樽酒之歡,敘敬梓恭桑之誼,相與樂其樂也;亦以懋遷貨居,受廛列肆,云合星聚,群萃一方,詎免睚眥,致生報復;非賴耆舊,曷由排解?……縱他族好行其德者,亦能代為捍衛,而終不若出于會館,事從公論,眾有同心,臨以明神,盟之息壤。別俾消釁隙,用濟艱難。保全實多,關系殊重。推之拯乏給貧,散財發粟,尋常善舉,均可余力及之,無煩類數,此會館之建,所不容緩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行商變為坐商已為商貿的主要趨勢,商人會館逐漸成為外地商人之間相互聯系和彼此照顧的紐帶和依靠。至清朝康熙、乾隆年間,商人設立會館已較為普遍,有人統計,道光時期,蘇州就有會館、公所達七八十個,至清末,單北京地區的工商業會館就已多達392個。

三、仿行西制的近代商會制度
        鴉片戰爭以后,由于近代新式工業的發展,傳統工商業的解體,原有的帶有地域性質的商人會館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會館開始打破地域、同業的界限,一種由制造商和貿易商共同發起設立、兼容不同行業、地域,聯合工商界的非盈利性社團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1874年,遼寧工商界成立了“公議所”,這是我國近代最早的突破行業、地域界限,具有現代特征的類商會組織。
        1902年,大實業家兼買辦盛宣懷奉命會同商約大臣呂海寰在上海與英、美、日、葡等國代表進行商約修訂談判時,目睹上海“洋商如林,日夕聚議,討論研求,不遺余力”,“凡商稅、行船諸事,洋商系切己利害,平日既考求明白,臨時又咨訪精詳”。而我舊式會館和公所則“互分畛域,渙散不群”,故“每與洋商交易,往來其勢,恒不能敵”。于是陳條奏請設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是年,經盛宣懷飭會,時江海關道袁樹勛會同通商銀行總董事嚴信厚,集合上海各路商董首領,仿行日本制度,正式成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緊接著天津、杭州、北京等地的商業會議公所也紛紛成立。1904年上海商務總會成立。1903年開始的清末修律,包括商會法在內的商律是法律修訂的重要內容之一,1903年(光緒29年)4月起,清政府任命載振、袁世凱、伍廷芳等人負責商律的起草與修訂,是年,清廷發布了《商會簡明章程》,該“章程”共26條,對商會的性質、組織、職能、經費來源、公牘程式、自治權和成員身份作了較為簡略的規定,明確商會“以保護商業開通商情為一定之宗旨”,“在各省各埠設立商會以為眾商之脈絡也”。“章程”規定商會的主要責任有纖悉商情、稟陳商務要事、責在保商、代商伸理各事等幾個方面。《商會簡明章程》的頒布和實施,有效地推動了各地新式商會的建立。因此,不到10年,除蒙、藏外,從沿海到內地,從通商大埠、繁華都市到中小城市,直到鄉鎮,都普遍建有商會。據虞和平先生統計,1906年,全國各地已成立商會110個;至1912年,全國商會達998所。有學者更推定這一時期的商會總數可能已達2000所左右。辛亥革命后,各地商會得到很快的發展,并易名為總商會。1914年,北洋政府工商部頒布了《商會法》60條。同年,上海召開了中華全國商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商會總機構——中華全國商業聯合會,全國各地建立的商會、總商會也達到1099個。至1915年,新式商會增至1242處,1929年達1447個。1930年,商會增至2046個。在1929年一1936年期間,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商會組織開始向基層發展,商會的社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商會已成為當時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國共兩黨的政治斗爭和對外關系的處理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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